导读：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流转变化，哲学早已点透这一本质——世界上唯一不变的，就是“变”本身。中国哲学中也始终有“强可转弱、弱可胜强，祸可化福、福可生忧”的辩证思维，关键在于如何在变化中寻找突破；《易经》所讲的正是这一道理，有了这份认知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。

一、“变”是唯一不变，“和”是治病本源：哲学辩证、孙思邈实践与中医“治未病”精髓

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流转变化，哲学早已点透这一本质——世界上唯一不变的，就是“变”本身。中国哲学中也始终有“强可转弱、弱可胜强，祸可化福、福可生忧”的辩证思维，关键在于如何在变化中寻找突破；《易经》所讲的正是这一道理，有了这份认知，我们的信心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。

再比如孙思邈，他一生几乎都与医药为伴，青年时因自身患病，才立志学医。关于他的寿数，流传着多种说法：101岁、120岁、130岁、141岁、146岁等。我曾专门查阅资料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考证显示，“141岁”的说法可信度较高——他历经多朝皇帝，每一代君主在位时，都有史料记载他的行医事迹，且诸多史料能相互佐证他的活动轨迹；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医学理论传承清晰，作为医生，他的核心行医理念本就值得信服。

他的理念中，首要的是养生，其次是食疗——通过饮食调理，无需依赖药物，只需激发身体自身的积极机能，就能帮助恢复健康。若这两种方式效果不佳，才会考虑用药治疗。你看，他始终遵循自然规律，不像药物那样追求“快速见效”，却能从根本上调理身体。

其实，很多医药典籍的核心思想，最终都指向“和”字。没错，就是“和”——人体生病的本质，就是打破了“和”的平衡。中医的理念也始终围绕“和”展开，主要分为两层：一是“治未病”（养生），二是“调治”（保健）。什么是养生？就是在身体未出现问题时，通过规律作息、顺应自然来维持平衡；什么是保健？就是当身体刚出现失衡（“敌人已来”）时，像保家卫国一样主动干预，避免失衡加重，这时候人还能正常活动，尚未到卧床的地步；第三层才是医疗——也就是临床治疗，此时人已卧床不起，身体失衡严重。

那我为什么不太认同西医的某些理念？因为西医最核心的“临床医学”，大多聚焦于“卧床不起”的阶段，而中医强调“治未病”，早在疾病萌芽时就介入调理。中医讲的“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”，每一项都蕴含哲学智慧：生病的根源是“阴阳失和”，哪怕是感冒，也要先分辨是寒症还是热症，若吃错药，自然治不好。所以，无论病症是在表还是在里，是寒是热、是虚是实，最终都要回归“和”的调理——我对“和”的意义，始终有深刻的认知。

二、个人实践与精神价值的坚守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些想法写成文字。最初我们做教育、建校舍，也涉足过房地产，后来这些资源都交给了需要的人；再后来，我们回归家乡做公益，始终遵循党和国家的指引。我们想做的事，理想很好，也确实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。

如今，精神的价值逐渐凸显，但当我们谈论国内的业绩时，很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了。你看现在的知名企业，比如格力等，做得都很成功，我们再做类似的事，似乎显得不够突出。若只谈事情本身的成熟度，我们确实做了不少；但对比国内的慈善事业，很多企业规模更大、做得更好——当然，这些企业的经验可以借鉴，虽不能作为核心，但也很重要。

可我真正感兴趣、觉得有意义的，是那份“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”。精神从不是空洞的概念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我始终认为我们丢失最多的就是精神：大家只谈经济发展，可社会风气却在变化——有些干部因腐败被查处，老百姓的幸福感似乎越来越低，农村逐渐萧条，中小企业也面临不少困境。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：所有文学作品的核心，都不该是写业绩，而应是写人的精神。因为任何业绩都会成为过去，就像秦朝会灭亡、汉朝会结束，再大的事也终将成为历史；但那些能影响后世的精神与理念，却能一直流传。

三、汉字的文化意义与创作构想

比如秦始皇，即便后人对他有争议，可他“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、建立中央集权制”的举措，至今仍在影响我们——汉字的规范也从那时开始：他废除六国各异的文字，推行小篆，当时若不按小篆书写，就是违规；这种规范才是真正的“书法”，而非现在“字写得好就是书法家”的浅层认知。到了汉朝，隶书成为规范字体，不按规范书写同样违规，这就是“书法”的本质——是文字规范的传承。

正因为秦始皇统一文字，即便后来中国地域辽阔、方言各异（南腔北调），中华民族也从未真正四分五裂。所以我一开始就想写汉字相关的内容，之前和相关部门沟通时，他们问我创作方向，我就说“写汉字”——当时很多老建筑还在被拆除，相关事宜比较敏感，写汉字是没有争议的好事。但我又在想：怎样才能把它写成一本书？现在还没完成，若只写汉字本身，内容不够厚重；即便聚焦“汉字田园”，也不能只停留在项目层面，更要突出它的文化意义。

四、王殿明的经历与精神内核

不过，真正打动我的，还是王殿明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写的作品都不是“热门题材”：比如《无极之路》，写的不是全国知名的县委书记；《塘约道路》里的“塘约村”，甚至是虚构的；我写的关于“雪”的作品，也没获得过什么科学奖项。但这些作品的核心，都是写“人”与“精神”——现在最吸引我的，还是王殿明这个人。

我想写一本关于“意义”的书，一想到王殿明，就觉得他是最好的素材：他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后，做了太多有意义的事，而他从部队带回的，只有两个字——那是他在部队数十年间，党和军队给予的教育：“向善”。比如学雷锋、帮助他人，哪怕自己没什么钱，还会资助别人；资助完别人后，自己买房还差五万元，不得不去借钱——这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教育、毛主席思想教育的成果：在这个世界上，要多为他人做好事，这就是他从部队回来后始终坚守的信念。

他转业时，刚好是改革开放初期。他从小在村里上学，后来在部队接受了十几年教育，回到家乡后，身边人都在想着赚钱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打算。王殿明也问过自己：“我能干什么？”他也曾去深圳尝试创业，却始终坚守底线——不做坏事。后来他进入教育领域，意外地做出了成绩，赚了钱、盖了房，靠的就是部队里锤炼的艰苦奋斗精神：加班加点、迎难而上，这种“苦干”的劲头，让他成为先富起来的人。

可他富起来后，首先想到的是为社会做事：先从家乡开始，挖河道、改造道路——当时村里的路又脏又破，他想办法把路修好，让村民能好好生活；同时丰富村庄的文化生活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，也看到了村民的变化——即便村里仍有一些不好的现象，但他从未停下脚步。

后来，我多次去他曾服役的武警部队参观学习，那个时代，很多人“三月五号学雷锋，三月六号就停了”，可部队里的雷锋馆却一直办得很好，随时能接待参观，馆内不仅有雷锋精神的展示，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的内容。我们常说“三大文化”—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而王殿明做的事，恰好把这三大文化都融合了，主题鲜明、接地气、通俗易懂，做得非常好。

五、写作审查的考量与表述建议

现在写东西，还要考虑审查问题，审查非常严格。比如有本书写朱德同志的事迹，审了一年多还没通过；我自己有六本书正在审核，一本都没出来。我从不会写不当内容，更不会写涉及敏感话题的书，行文也一直很温和，不批评他人、不写争议内容，可审核还是慢。所以我们现在写东西，要多考虑“如何过审”。

比如写北戴河相关的内容，若按实际细节写，可能会有矛盾；最后审核时，没人敢担责任，会纠结“这里是不是有土地使用问题”“还需要再调查”，最后就卡住了。所以类似这样的内容，我们应该换种表述：可以说“那个地方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后来我们有了更宏大的设想——想做一个规模更大、对中国文化更有价值的项目，但因资金有限，无法继续推进，于是决定转移方向，并将现有资源留给当地政府，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几千万元的补偿”。这样只往好处讲，不涉及矛盾，应该能顺利过审，我也是这么考虑的。

六、王殿明的“和文化”研究与历史渊源

另外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：王殿明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，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尤其接触到“和”的理念后，对“和”的研究越来越深，还成立了“和文化研究会”。现在这个研究会确实做了很多扎实的学术工作，比如他写的两篇文章就很有价值：一篇是关于“和”的本源，另一篇是《和之歌》，还有《和赋》——这些作品不仅能体现他对“和文化”的研究深度，更能将分散的“和”文化内容系统整合，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。

某种程度上，“和文化”是被遗忘、被忽略的文化，理应成为书写的重点。我读《尚书》（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）时发现，书中记载了两个重要文献：一是《汤誓》——商汤作为殷商部落的首领，讨伐夏桀时，曾发表战前宣誓。这篇宣誓堪称全人类战争史上的经典，开篇就明确“发动战争的目的，是讨伐夏桀一人”：“我与夏朝的官员无仇，与夏朝的百姓无仇，敌人只有夏桀一个。”商汤本是一个部落的首领，要对抗夏朝这样的国家，兵力不足，于是他极大地缩小打击目标，只针对夏桀一人，从而凝聚力量。

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？在兵力、武器都不足的情况下，缩小打击目标后，战争中真正发挥作用的，不再是武器或军队的力量，而是文化的力量——一种超越军事的精神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为中国古代的战争赋予了“正义”的意义：自古以来，战争多是为了掠夺剩余劳动产品（马克思也说过“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”），比如蒙古人打到中原，是因为缺粮、缺布，掠夺后就离开；可商汤伐夏的目的不同——夏桀残酷压榨百姓，百姓已活不下去，甚至愿与夏桀同归于尽，商汤是为了解救百姓，这就是“正义”。从此，中国的战争有了“正义”的内核，千百年来，无数英雄愿意为正义牺牲生命，正是源于这份精神。

《汤誓》篇幅不长，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。后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，在牧野之战前，完全效仿《汤誓》，发表了《牧誓》，这篇宣誓也被收录在《尚书》中。《牧誓》同样明确“战争的敌人只有商纣王一人”，让世人清楚这场战争的正义性：“我兴师动众，只为讨伐商纣王，不与商朝官员、百姓为敌。”《易经》中说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“革命”二字最早就出自《易经》，意思是“若君主暴虐无道，百姓可揭竿而起，铲除暴君”——“革”的本义是“去除皮革”，古代用长矛（锐器）去除暴君的性命，就叫“革命”，所以有“汤革夏命”“周革商命”的说法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“革命”二字的由来，核心是“顺应天理与民心”。

我讲这些，是想说明：王殿明不仅搞“和文化”的宣传活动、建相关场馆、编著“和文化”作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专心致志地研究“和”，还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成果。你看，我们翻遍历史，关于史伯（“和文化”的重要源头）的记载只有几句话——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就这简单的几句话，却给社会带来了深刻启示：不能追求绝对统一，若世界上全是男人，就无法孕育生命；必须有差异，男人与女人和谐结合才能产生生命，“和生万物”的道理正是如此。

西周时期，周公推行宗法制，西周的强盛有目共睹。西周建立两百多年后，史伯提出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；又过了两百多年，周公的理念进一步发展。史伯的思想虽只有几句话，却至关重要——强调“和而不同”，不能追求绝对的“同”。到了孔子时代，他继承了“和而不同”，却也意识到“若只倡导‘不同’，容易引发混乱”，于是提出“求大同存小异”：大的目标保持一致，小的差异可以包容。这就是人类思想的进步，孔子的“大同”理念与周公的“宗法制”虽不同，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，可惜很多人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。

而王殿明的和文化研究会，不仅管理规范，还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。我认为，从史伯以来，能如此大规模、系统性研究中国“和文化”的，恐怕没人能超过他——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扎实的研究；史伯之后，能写出《和赋》《和之歌》的，也只有他一人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，这是极具价值的。

（2024年8月19日，新华社高级记者、中红网总编江山点赞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殿明创新贡献）

再看王殿明本人：他本是普通农民，在家乡读书后参军，在部队接受了十几年教育，转业后回到家乡，边学习、边做事，最后还深入研究“和文化”——以“和”为切入点，逐步深入文化核心。就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，既不是将军、官员，也不是院士，却做出了这样的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很不简单，在文化领域更是罕见。

七、“汉字田园”的设想与核心建议

现在，他做的这些事还没完全“大放异彩”，很多项目也没最终完成。我建议：像他写《和赋》《和之歌》那样，不管是他自己写，还是以他的名义编著，都应该写一篇类似《汤誓》《牧誓》的文章，把他对“汉字田园”的设想明确下来——在我看来，汉字田园有很多好处：对现在的青少年学习有什么帮助？对相关产业有什么推动作用？它能从一个汉字延伸出丰富的文化内容，就像他研究“刀”字那样，能梳理出与“刀”相关的成语、典故，让孩子感受到文化的广度。

就像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马克思最初只是写下自己的理念，列宁看到后，将其转化为革命实践；毛泽东又在中国将其进一步发展，至今我们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。所以，只要坚信自己的理念，就要把它明确下来，这篇文章就是“标志性成果”，能成为他的重要成就。

八、“汉字田园”的文化寻根价值

总的来说，汉字田园可以围绕“文化寻根”展开：比如谷物种植，中国人讲究“寻根溯源”，全世界的农作物中，小麦源自西方，谷子（小米）是中国北方先民驯化的，水稻是南方先民驯化的；我们的祖先发明“谷”“米”等汉字时，背后都有对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，能让人了解先民的生活；再比如“羊”“牛”，这些汉字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古代畜牧业的诞生，先民通过文字记录下这些文明成果。

还有中国最早的法律制度：全世界最早的“法官”，其实是“理官”（“理”古作“李”）。为什么叫“李”？因为古代村庄周围多李树，先民习惯在李树下审理纠纷，于是“理官”最初写作“李官”；后来“李”逐渐演变为“理”，更高级的“理官”会在君王身边辅佐，比如古代的“大理寺”官员，直到清朝，“大理寺”仍是掌管司法的机构，清朝后期改革时，才改名为“大理院”，但核心职能没变。

从最古老的“理官”处理民间纠纷（偷、杀等案件），到清朝的“县衙”，老百姓有事只需敲鼓，县官就会出来审理，若县官推诿，甚至要辞职——不像现在，找领导办事常常找不到。我后来在海淀区政法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知道有次村民想找区长反映问题，没别的办法，就每人带一面锣到区政府门口敲，呼吁区长出来，最后用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。

说这些题外话，是想说明：汉字背后的渊源，能给孩子带来“拓展学习”的机会——从一个汉字延伸到历史、文化、制度，这才是有价值的教育。所以我还是强调：要写一篇类似《牧誓》的文章，把“汉字田园”的理念固定下来。哪怕现在项目还没“轰轰烈烈”地推进，只要有了这篇文章，就算将来他做不下去，别人看到这个设想，也能继续推进——这就是“精神火种”的价值。

九、书写王殿明的意义与作品传承信心

我想写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：他多年来投身教育，脑海里始终带着部队赋予的“向善”二字（这是我们写文章时可以提炼的核心）；他一生都在寻找“意义”，总在问“人活着有什么意义”，并通过做事、研究文化，一步步找到答案——赚钱、做文化项目，最终都是为了“意义”，而“和”正是他找到的核心意义之一。他有钱后，生活依然简朴，甚至还吃方便面，却愿意把钱投入到公益和文化研究中。

现在的社会，很多人眼里只有钱和官职，甚至有人为了这些铤而走险，最后被查处。我们在部队待了那么多年，看到这些现象，心里难免感慨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找相关部门申请项目时，也常因专业壁垒遇到困难；可王殿明始终坚守“意义”，哪怕面对再多困难，也从未改变。

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份“意义”清晰地写出来——这本书的价值，就在于记录“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里，有这样一个人，至今仍在思考‘如何做有意义的事’，如何为社会贡献价值”。至于他赚了多少钱、做了多大的项目，其实不重要；哪怕项目最后没做成，这份“追寻意义”的精神，本身就是成功。

我一开始就跟相关部门的同志说：“我想到了堂吉诃德——他一个人拿着长矛去和风车作战，明明知道社会已向资本主义时代发展，却仍坚守自己的理想，想阻挡时代的浮躁。”为什么堂吉诃德能成为经典？因为人类总有比金钱更重要的追求，那就是精神——现在很多人丢失了这份“情怀”，凡事都用金钱衡量，堂吉诃德的“螳臂当车”看似可笑，精神却极具意义。这就是世界名著的价值，哪怕是西班牙仅有的几部经典，也正因这份精神而不朽。

我讲这些，你可能没完全听懂，但核心是：记录王殿明的意义，不在于他做成了什么，而在于他“追寻意义”的过程——哪怕没做成，这份过程本身就是“做成了”。比如他研究“和文化”，哪怕只有部分成果，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也值得记录；从个人追寻意义，到深入哲学层面（“和”的辩证），再到文化层面（“和文化”研究），“和”本身就是哲学命题，而“和文化”更是中国最根本、最核心的文化根脉。

我们的祖先一笔一划创造汉字，汉字是全世界唯一从未中断、仍充满生命力的文字。比如甲骨文里的“字”，虽与现在不同，却一直在发展；我们今天虽无法完全回到古代，却能通过汉字追溯文明——对比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的文字，它们早已“死亡”，成为考古研究的“文字尸体”，只有汉字始终“活着”，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优势，也是我们的自豪之处。

这份自豪，不是简单解决“孩子认字”的问题——比如我在教育类书籍里写过“无错原则”：孩子刚认字时，读错、写错不用纠正。就像婴儿学说话，第一次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发音都不准，没有父母会批评，反而会鼓励；孩子长大后，自然会纠正发音。认字也是一样，不用把精力放在“纠正错误”上，等他七岁、八岁、十岁时，同学的提醒、自己的学习，自然会让他改正。

真正重要的，是让孩子建立“对中国文化的神圣感”，让他们意识到“中国文化很伟大”，让老师也感受到这份神圣——“我们传承的文化，本身就是珍贵的财富”。当然，王殿明的很多想法都很好，比如把汉字“形象化”：我昨天看到他设计的“身体接口”示意图，把人体结构和汉字结合，很直观；再比如他梳理“刀”字的成语、词语，孩子看到后会惊叹“原来一个字能延伸出这么多内容”，自然会产生兴趣。

我现在做任何事，都只求“无愧我心”——只要认为是对的、有意义的，就坚持去做。比如我写的这些内容，可能会有人质疑“为什么这么写”，但我相信，只要内容有价值，总会被认可。我也坚持认为：王殿明的故事，一定会留给世界——因为他“追寻意义”的经历，对很多人都有启发：“人活着，应该找到自己的价值”。后来他建万和宫、办文化场馆，本质上也是在回答“生活是否需要意义”的问题，这份普适性，让他的故事有了广泛的感染力。

我也常自我安慰：现在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核、能不能出版，其实不用太焦虑。就像屈原投江后，他的《离骚》最初没有正式出版，也没人给他出版诗集，可只要作品在民间流传，就会被记住；最后不也传到了我们手上吗？再比如张仲景，他是东汉人，去世第二年东汉就灭亡了，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都没记载他，连生卒年都无法考证；直到晋朝，太医王叔和在民间发现他的手抄本，才整理编成《伤寒论》，但当时只找到《伤寒杂病论》的“伤寒”部分，还有很多残缺；到了北宋，才又发现“杂病”部分，整理成《金匮要略》；清朝时，人们认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本是一体，又将两本书合并——你看，好的东西只要存在，总会被发现、被传承。

所以，我们只要专心致志，把这本书写成“聚焦意义”的作品，目标就达成了。你们听了我的想法，应该也能认同——之前有位大学的同志，把王殿明的经历概括得很深刻：一般人看他，只看“他做了什么事”，整理材料时也只罗列“他做了慈善、研究和文化、建了景区”，关注的都是业绩；却没人像我们这样，把他的事业升华为“对人生意义的追寻”，这份升华，对所有人都有指导、参照、借鉴的价值。

也就是说，他做的事本身可能有限，但他“追寻意义”的精神，能启发更多人去做有意义的事——这份意义，比任何业绩都重要。因为世界上比他“做得大”的人很多，却未必有他这样的“意义感”；这就是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的道理——汉字田园的蓝图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实现，但只要开始了，就已经预示着“精神上的成功”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王殿明的实践很有价值：哪怕汉字田园将来需要官方接手，成为“国家文化公园”，他的“启蒙”作用也不可替代——我们只是在打基础、做启蒙，这份价值已经很大了。

这份升华确实很重要，你做得很好——我其实也在思考：王殿明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？不然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比如研究和文化，不仅没赚钱，还投入很多，若不是为了“意义”，他何必坚持？现在很多人用世俗眼光看他，总问“不赚钱为什么要做”，却不明白：他考虑问题的基点，不是市场价值、商品利益，而是更高的精神境界。

当然，这份境界不是“刻意拔高”，而是很实在的“底线”——哪怕作为普通人，也该思考“做的事是否正确”。我总问自己“活得有没有意义”，觉得“写这本书有意义”，所以坚持；这份“意义”，能让作品超越时代和政治，成为永恒的记录。

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都在为生活奔波：当官的要考虑升迁，经商的要考虑买房、孩子上学、支付各种费用，每个人都有现实压力；可王殿明却能坚守“意义”，这份独特性，本身就是意义。

再比如屈原——当年有人经过河南、湖南，沿湘水而行，听说了屈原投江的故事，写下《离骚》；后来司马迁读到《离骚》，才深入了解屈原，在《史记》中写了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记载；我们今天能知道屈原，能了解他的精神，全靠这份“记录”。《离骚》本身就是文化载体，这就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意义——在众多作品中，哪一本是“专心致志写‘追寻意义’”的？其实《史记》就是这样的作品，它在“金钱至上”的时代（汉朝也有浮躁的一面），专心记录“人如何活成自己”，这就是经典的价值。

现在王殿明的材料里，还缺一篇“核心文本”——他对汉字田园的设想，其实已有很多文章（比如汉字田园的七维架构、文化价值构成），但都没浓缩；不能太冗长，要像学术论文那样精炼，却又要“一句话一个核心领域”，言简意赅。王殿明已经有了这些思想，只是需要整理——就像马克思用“消灭私有制”一句话概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核心，我们也需要用简洁的语言，提炼出汉字田园、和文化的核心。

这样整理出来的文本，能启发更多人——现在很多“心灵鸡汤”说“一句话点亮人生”，却大多脱离现实；王殿明的“意义”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，更易让人共鸣，也更易把握。

王殿明的价值，不在于他做成了多少事，而在于他在功利化的时代，坚守了“意义”这一精神坐标。他从普通农民子弟出发，以军队教育为底色，以“和”文化为纽带，以汉字田园为载体，践行着“为他人、为文化”的人生追求——这份追求，如史伯的“和”、屈原的“执着”、张仲景的“坚守”，超越了时代与功利，成为值得被记录的精神样本。

相关文学创作若能抓住“意义追寻”这一核心，将他的实践升华为对普遍人生价值的思考，便能如《史记》记录屈原般，让这份精神得以流传，为后人提供“如何活”的启示。

（根据录音整理）

小贴士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王宏甲，文学家、学者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。代表作有《人民观》等。

《中国天眼：南仁东传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好书”和“新中国70年70部有声阅读优秀作品”。2020年，《中国有个滕头村》被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译成英文出版。2021年，出版《走向乡村振兴》。2023年，获评第七届“北京军休榜样”。王宏甲的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中国图书奖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，其中，《智慧风暴》和《新教育风暴》曾对中国新世纪的教育转型产生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