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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“公粮”的荣与愁——光荣在党50余载的中国服务文化网总服务师陈步峰忆当年

        

导读:“交公粮”本质是指以粮食代缴农业赋税,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“初税亩”,等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,标志着中国农业赋税制度的初步形成。从那之后,农业税就成了中国农民被迫戴在头上的“紧箍咒”,朝代不断更迭,权贵们不断改天换日,唯有农民时时刻刻、年年岁岁都要为“交公粮”操劳,那是他们唯一的生计与活路。

所谓的“交公粮”,是指2005年以前,农民把收获的部分粮食按任务和品质要求上交国家,国家给予相应的报酬。

“交公粮”本质是指以粮食代缴农业赋税,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“初税亩”,等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,标志着中国农业赋税制度的初步形成。从那之后,农业税就成了中国农民被迫戴在头上的“紧箍咒”,朝代不断更迭,权贵们不断改天换日,唯有农民时时刻刻、年年岁岁都要为“交公粮”操劳,那是他们唯一的生计与活路。

旧时代的农业税是权贵阶层剥削、不劳而获的一种方式,新时代的交公粮是保障国民粮食供应的重要途径,也是助推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式。也就是说,工人做工助推国家建设,农民种地贡献国家,是天经地义的。正是有了亿万农民的担当贡献,才保证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。

秋收时节,金灿灿的田野是对农民辛苦一年实实在在的犒赏,与此同时,每家每户收到的那一张标注明确的“缴纳公粮通知书”也让他们心中明白,自己的操劳同样是面向国家的一项义务,他们要上交的公粮一定是收成中品质最好的那部分。

改革开放前,交公粮大多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把符合要求的粮食上缴国库,也就是“交够国家的,留下集体的,剩下是农民自己的”。

曾几何时,我们那里交公粮有过无上的荣光,——赶着马车把一车车粮食交到十里地的国家粮站,换回的现金进行再分配,年底农民可“分红”,每户每年都分到一定的现金,可置办年货家具、添置衣裳。但由于那个时候大都靠天吃饭,遇上旱灾、蝗灾,不仅无粮可交,连生存都成问题,就需要申请 国家发放“返销粮”。一个农民不仅不贡献粮食,还向国家倒挂要饭,干部农民都觉得颜面尽失脸上无光。

为了彻底改变“旱地低产”的现状,政府号召大上“两红”夺取粮食高产,两红就是红高粱、红薯。这两种作物不仅耐旱、管理成本低,而且产量是玉米和小麦的1倍乃至几倍。初心是好的,但执行起来却是“天怒人怨”。因为,高梁虽然高产,但口感远不如玉米小麦、且不好消化。居民和农民都敬而远之,尤其是政策不配套,粮站不收高粱(理由是职工不喜欢吃),只收玉米和小麦。农民只能自我消化。尽管公社召开现场会,推广粗粮细作,但效果欠佳。公社还多次开现场会,让生产队长当众把违规种植的玉米(苗已老高)当场毁掉改种高粱。挨了批评受了处分干部和含着泪水的农民敢怒不敢言。我是当时的见证人,感到农民的无助,也感到一些干部“左”的可爱。那个时候的干部思想单纯、责任心很强、执行上级指示不走样,且很有权威。因此都有很强的执行力。

后来随着打机井,水源得到缓解,粮食产量得到一定提高,情况才有所好转。但真正改变现状是1978年改革开放,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,极大地激发了积极性创造性,人们最喜欢吃的小麦也已经由原来亩产1—2百斤提高到600斤(过黄河)、800斤(过长江)甚至千余斤。不仅小麦成为主食(过去每周乃至每月几个月才能吃上一顿白面),而且已经有足够的余粮交公粮。

那个时候交公粮把粮食、棉花卖出去、卖个好价钱,成为农民的期盼。但“卖粮难”、卖不好也成为农民的难题。有的时候大老远的拉着去了,排了一天队,结果粮站下班了,只能拉回来第二天再去个大早排队。卖的好的(品质好价位高)兴高采烈,唱着京剧走进饭馆撮一顿,卖的不好的和当天没有排上队的,则唉声叹气垂头丧气。

农业税起源很早,中国过去称田赋,西方国家称地租税或土地税。在封建社会,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,是封建制国家最主要的税收,是财政收入的主体。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,随着工业、商业的发展,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,当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农业税已不是主体税收,而是作为财政收入的辅助手段。据史料记载,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“初税亩”,到汉初形成制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。这一古老的税种,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。历史上,“皇粮国税”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。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“两税法”、“一条鞭法”、“摊丁入亩”等改革,以扩大纳税面,让有地产、有钱财的人多纳税,但由于吏治腐败,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。即使是屡被提起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康乾盛世”,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,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“黄宗羲定律”。

革命战争时期,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,“推出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;新中国成立后,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几十年来,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。据统计,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,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,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。

“十五”(2000—2005)之初,中国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,取消“三提五统”等税外收费、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。

2004年,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。据统计,免征农业税、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,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。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,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。收藏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的照片,记录了2004年6月30日尤文富亲手摘下自己所在科室“农业税管理科”的牌子,定格了中国取消农业税的一个历史瞬间。

1947年生于河北灵寿的农民王三妮,灵寿青铜制作工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1999年创办灵寿县中山青铜工艺品厂。2006年设计铸造“告别田赋鼎”,鼎高99厘米、直径82厘米、重252公斤,鼎腹刻有560字铭文及龙、瑞兽纹饰,记载农业税废止历史。央视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。

2009年将为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器“告别田赋鼎”原件捐赠给中国农业博物馆。 其子王英洁为家族第五代传承人,获评市级非遗传承人。2019年建成灵寿县王三妮当代青铜艺术博物馆,设五个主题展区

2014年12月1,中国服务文化网总服务师陈步峰专门到灵寿县采访王三妮,向其赠送书刊书法。发表《王三妮铸造“告别田赋鼎”,展示新农民的家国情怀》。2014年12月6日,陈步峰在百年巧匠组织策划工匠文化座谈会,专门邀请王三倪介绍铸造“告别田赋鼎”的心路历程。

附:告别田赋鼎铭文

田赋:旧指农民的田地税。

田赋始于春秋时代,封建社会形成田赋而生。帝王巩固政权,养兵役,扩充疆土,兴建土木、享乐人生等,所需的一切钱粮都来源于田赋。田赋增减关联王朝兴衰。减轻田赋农民安居乐业而国泰。田赋加重农民无法生存,被逼起义,使王朝被推翻。

春秋以来,我们的先民,灾荒年饥寒交迫,而官吏还要敲骨吸髓,多少人因赋重卖儿鬻女。诗人白居易写过“典桑卖地纳官税,明年衣食将何如。”顽强的先祖人民在苦难的旧社会里挣扎生存。

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,分得土地,建立新中国,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,让农民人人有饭吃,有衣穿。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,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。江泽民提出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祖国山河日新月异,农民生活年年提高。胡锦涛深化改革带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。社会主义新农村前途似锦。

乾坤转,天地变,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,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经人大通过,向全国农民宣布,从二〇〇六年一月一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田赋,并且还让国家反哺农业。这是史无先例的开端,这是改革开放和“三个代表”的结晶!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富强的验证!这是党中央和胡锦涛主席治国的伟大举措!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。亿万农民要歌唱中国共产党,社会主义好。亿万农民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!胡锦涛主席万岁!

我是农民的儿子,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。今朝告别了田赋,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,告知后人,万代歌颂永世不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