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今天（26日）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这一党内法规看似寻常，但却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文件。回溯建国以来中共的党建史，这一文件的出台可能是中共干部体制的关键转折点。

今天（26日）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，这一党内法规看似寻常，但却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文件。回溯建国以来中共的党建史，这一文件的出台可能是中共干部体制的关键转折点。

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事体制，除了在官员产生方式上和西方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以外，在官员的退休和卸任等问题上，也有自己的独特性。从苏联时期开始，相较于西方国家，社会主义国家在人事体制上还有两个典型的特点，其一是“干部任职终身制”，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，通常一旦上任就不退休；其二则是“能上不能下”，官员一旦达到某一职位职级，除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或者涉嫌犯罪，就决不被“贬官”，而在西方体制的国家并无这种情况，尤其在内阁制国家，曾经当过总理的在此后的内阁中担任部长，在选举中如果东山再起，原来的部长又可以再次担任总理，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“干部终身制”和“干部能上不能下”，是斯大林模式的人事体制中两个明显的缺陷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谈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，就指出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可能导致对民主法制的践踏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，中国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，然而“干部能上不能下”的问题依然存在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共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，干部结构比此前更加稳定，在一定程度上，“干部能上不能下”的状态进一步固化。领导干部一旦升迁到某一行政级别，此后只会平调或者升迁。同时，官员也没有提前退休的机制，一旦担任某一级别的职务，就一定要任职到退休年限，即使到了任职的末期转任人大政协或非领导干部职务，一般也不提前退休。如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，更是如此，只要在换届年没有到这次换届规定的年龄，就必然至少再干一届。除非官员出现严重违法违纪，其行政级别已经不会下降，即使是实行官员问责制之后，被问责的官员通常也只是暂时调离岗位，行政级别不变，过几年一旦“复出”，又可以担任同级别的领导职务。

这样的“干部能上不能下”的机制，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发挥了相对积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“文革”浩劫之后，这种机制最大限度地稳定了干部队伍的“军心”。但同时，这种机制也造成了诸多弊端，首先是在影响了干部队伍的活力，只要不犯错误，一个人就“不下来”，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任用很大程度上陷入“论资排辈”的窠臼；其次，这影响了干部队伍的质量，有的人并不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能力，但是因为没有发现他犯严重的错误，执政党几乎不可能将其从同等级别的职务调离，因此在许多重要关键的岗位上，一些不思进取的庸才也能坐得很稳。

此外，由于干部“能上能下”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，也影响了执政党的外部形象。由于一般的官员履职不力的，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直接免职降职，被免职降职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犯了错误的官员，因此有人认为，中国的“从严治党”和“反腐败”是一种“选择性执法”，目的是为了把相应地官员“拔钉子”，只要上级不打算调整这个官员所任的职务，这个官员其实就很安全。

中共十八大之后，大力度的反腐败浪潮已经证明，执政党反腐的意志是坚决的。反腐败并非“选择性执法”，而是对执政党机体的一次全面的“刮骨疗毒”。而今天出台的“能上能下”试行规定，更表明执政党已经从制度上进行了重大调整，今后没有严重违法的不坚定干部、懒政干部、平庸干部，也可以像企业中的“庸才”一样降级降等，调离职务。

过去，人们常常调侃，组织部“管进”，纪委“管出”，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，而且一旦被调离关键职务绝大多数就要进监狱。《规定》实施后，这种情况将彻底改变，组织部不仅“管进”，也可以“管出”，不称职的干部不用纪委介入，也可以直接降职，并且这些降职降等的干部，也不一定就要像以往的“落马”干部那样身陷囹圄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执政党自身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也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。出台“能上能下”试行规定，意味着中共自身的人事体制正在进行“现代化”转型，中共正在借鉴现代的管理学理论、包括企业管理的思路重塑自身的人事体系。在这种体系下，干部“能上能下”，强化了对在任干部的约束和激励，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流动性，给了更多的干部升迁的潜在可能性。这将成为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，打击庸政懒政的一把“利剑”。

中共十八大以来，执政党对于原有的人事格局进行了调整和优化，其核心导向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弱化“论资排辈”的倾向，对于特别优秀的干部，要破格提拔，打破过去那种任免省部级干部过多考虑其是否是现任中央委员、中央候补委员的因素，对于不是“两委”的干部，也可以大胆起用；第二，对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过度的“干部年轻化”倾向进行纠偏，制止严格的按照年龄梯队配备领导干部的做法，不成熟的年轻干部要“墩墩苗”，一些年龄较大的干部原来被认为应该逐步退出领导岗位，现在也可以发挥其经验丰富的优势担任更重要的领导实职；第三，则是打破一定时期内存在的“唯分取人”、“唯票取人”的倾向，更多以定性的方法来考察干部，而不简单以定量的标准来筛选干部。

“能上能下”试用规定的出台，用经济管理的话语来阐释，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干部任用上“重事前审查”“轻事中事后监管”的倾向，以往对在任干部的管理更多从政治纪律、党风廉政等方面进行，未来在此基础上要更强调其履职能力和治理效率。可以说，这一规定的思路，与执政党近期的上述三方面调整完全一致。干部“能上能下”了，“论资排辈”也好，“起用年轻干部”也罢，不论年龄高低，不论职级如何，只要能力不够就要把板凳让给别人来坐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通过考试得高分、民意测评受欢迎而在干部选拔过程中“脱颖而出”的干部，也不能再高枕无忧，只要没有做出成绩，就会面临“下台”的危险，这对于旧的人事选拔机制是一种“倒逼”。

可以预见，“能上能下”新规的出炉，作为新一届领导层在组织层面的一个重大调整，将会对中共的人事体制产生重大的撬动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