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冀州市为修志，多方进行历史遗存资料的查询工作。忽闻北京中国书店有冀州知州吴汝纶禀文一件，市政府负责同志非常重视，立即派人寻找，终而所得（下图）。

常海成

冀州市为修志，多方进行历史遗存资料的查询工作。忽闻北京中国书店有冀州知州吴汝纶禀文一件，市政府负责同志非常重视，立即派人寻找，终而所得（下图）。

吴汝纶禀贴（中国书店旧藏）

这件禀文质地为彩色薄薕纸，第一页粉红色，后三页米黄色；每页长23厘米，宽13厘米；页面上图案精美：上方祥云飘逸，右下方松干屈伸，挺拔的细竹为杠，将页面分为八格；剪刀似的竹叶丛生有序，疏密有度，散布其中；在第七格松干之上镶嵌“青云直上”四个红字。更引人注目的是。几页古色古香的信笺中，苍劲、端庄、清秀、流畅、具有“二王”风韵的行楷小字跃然纸上。该禀文共4页、32行，597个字。它不仅彰显出清代学者吴汝纶超人的才气，同时充分体现了这位知州大人心系民众的高尚品质与果敢行为。

一、抄录禀文原文，并作点校注释

汝纶谨禀。大人钧座叩违。光霁倏已月余。到津后简料赴官，闰月初八日到冀，初十接印视事。

钧谕保甲一节，李升牧办理极为认真，遵照颁章，列有另户。此州风气淳朴，造册时皆肯分别听讼，时查出匪人，即在另户册中至自新所学习技艺。因压犯多系积贼，未易驯化，前州未经办理，汝纶拟随时斟酌，总期仰副化莠为良之至意。

本年奉派陵差，冀州向章按村庄上下派办，轮值支应之年赔累甚钜，派令协济之年稍可长余。汝纶以村庄大小殊不公平，前在深州改为按亩派办，百姓颇以为便。今来此州亦即改章按亩。因系改章之始，续派马差不復加派里下，亦以长余之款办次马匹。按亩之法本比向来少收，加以马差仅可敷用，民间少受差徭之累，官亦洗手奉公，后任知我、罪我所不计也。惟向派马匹仅止八匹，至多不过十匹。同治十二年，孙方伯忽派二十匹，曾经吴牧滎查照历年旧章，禀请减派。当时奉到宪台手谕，内称“查明向章果正八匹十匹，嗣后再遇派办，仍即改还旧章”云云，此函尚在州案附卷。乃自同治十二年以后，历奉派马仍復加倍，惜吴滎早经去任，不復能为民请命。本年所派十六匹，汝纶既拟捐备，自应照数办齐；惟冀州本系累缺，后任愿捐与否，各视其人。万一仍派民间（州中向例奉派马差，系在车价、夫价之外另行加派办理）,则瘠地穷民，实属难支。黄鲁直有诗云：“一马人间费十牛”正谓此也。不揣冒昧，拟俟此次差竣之后，查照向派八匹旧章，仍请改派復旧，通禀立案，不识是否可行？伏乞示遵。

汪毅山，与汝纶儿女婚姻，自去岁以来毅山迭催纳吉。宪署昨发到毅山一函，又催送女，汝纶今年力难办嫁，欲乞宪台通函毅山时便为一言，请缓至来岁，儿女均未二十也。

再叩

均安

二、考释其文，先介其人

禀文抬头写“大人钧座”,这里的“大人”系指时任直隶总署兼北洋大臣李鸿章。而直书禀文的系冀州知州吴汝纶。

吴汝纶（1840—1903）,安徽桐城人。字挚甫，又字至父，系晚清著名学者、文人和杰出教育家，生前有“海内大师”之盛名。吴自幼读书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考取进士第八名，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，同时深受李鸿章器重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任直隶州深州知州。吴在深期间，办事颇多，尤对风土民情，感悟至深，此后编撰《深州风土记》22卷。该书从内容到体例开志书之先河，震动朝野，一度成为后来修志范本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二月、光绪元年（1875）七月，及光绪四年（1878）,吴因父母先后病故按例去官居丧与请假安葬，断续居家三年余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九月代理天津知府，一年许，就任直隶州知州。一年许，就任直隶州冀州知州。吴在冀州8年间，体察民情、安置乡里、访良纳贤、助学兴教、勘察地形、修渠治河等，做出卓越贡献。吴汝纶经办的冀州信都书院，为北方书院之冠，各路贤达齐居“信都”,勤育英才，树起并推进了冀州“幼而求学，长而经商”优秀独特的传统风尚。特别是他率民开挖百里长渠与修建渠上水闸，使万亩荒野变为良田，民众无不敬佩。为纪念他的功绩，百姓将此渠称为“吴公渠”,此闸称为“吴公闸”，渠闸遗迹至今尚存。吴在冀州任后期，外夷侵犯猖獗，民灾国乱，为求救国之路，他于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辞官从教，任保定莲花池书院总讲，当时清政府曾委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他看到清陈旧教规育人无望，因而婉言不受。后到日本考察明治维新教育，写出了中国第一份关于当时日本教育的观察报告，对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起到助推作用。回国后到家乡办学，因突发病症，医治无效，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903）病故家中。

三、从禀文起止日期释吴汝纶为民减赋的紧迫心情

禀文第一段写道，光阴很快便过去了一个多月，到天津简要地料理了一下，“闰月初八到冀州”赴官上任。经查此时“闰月”,为光绪七年（1881）第二个七月。屈指算来，从天津到冀州，旱路也有400余里。当时道路坎坷，交通不便，就是乘坐马车，也需三四日方可到达。吴先生长途跋涉，一路劳累，可想而知。然而来到冀州后，与前任知州进行交接，仅用了“初九”一天时间。他顾不上歇息，随即“初十接印视事”,开始办理州务了。可见勤政之官，史就有之。

该信的止笔时间为“八月初四”,可以推断，吴汝纶从“七月初十接印”到“八月初四”发函，相隔仅为二十四天。也就是说，吴在上任24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深入乡村，体察民情，了解到了民众的劳役之苦，并研读案卷，找出多派马差的症结以急迫的心情呈文禀报，申诉根由，为民请命。

该文的最后有“汝纶又禀”四个字，是指除了公务差马之事外，有关儿女结亲之私事，请李鸿章“便为一言”。

四、从申诉减少差徭释吴汝纶为民请命有理有据

吴汝纶在禀文中，用三分之二的笔墨来申诉减少差派马匹之事。这系本文的中心段落，也是本文中心思想，以下可从三个方面去理解：

首先，立即改变不合理的派差章法。吴知州明确指出，今年派下的差徭按冀州过去的章法，以村庄大小从上到下派办，有些村庄连年赔款，积累起来亏额巨大。吴知州认为：“以村庄大小”派差很不公平，前在深州任知州时改为“按亩派办”,百姓觉得很为方便。今来冀州也要马上更改过去的章程，变为按亩分担差费，这样使民间少收差徭之累。同时因所派差费没有多余的款额，从而防止了地方官员贪欲之念，所以也就“洗手奉公”了，如后任理解我或怪罪我，我都不去计较。从这里看出吴汝纶秉公办事、一心为民的真诚心愿。其次，查找请求减派马差的可靠依据。吴知州了解到过去派到冀州的马差“仅止八匹，至多不过十匹”,而从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,“孙方伯忽派二十匹”,数量增加一倍。时任知州的吴浆，曾“查明旧章，秉请减派”,当时得到宪台亲笔复函，今后再遇派办此事“仍改为旧章”等等，并说明此函现存州案卷中。从这里看出吴知州为减少差徭，认真查找历史依据，以理据争。

再是吴汝纶为民请命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文中吴知州阐明本年所派十六匹马差，打算用捐款的方式照数办理，但后任是否还采用捐款方式照数办理，是否还采用捐款方式解决马差之事，就看本人了。如果后任“万一”仍然按增加马匹的数额派到民间，冀州则“瘠地穷民，实属难支”。正如宋代诗人黄庭坚诗中所说，一匹马差，民间百姓要拿出十头牛的费用来。所以，吴大胆严正地提出，今后“仍请改派復旧”并“通禀立案”，（乞求上级给予批复。这表现出吴汝纶为民而忧、心系民众的真挚感情。另，禀文第二段系关于冀州保甲之事，评价前任知州李秉衡，办理州事，极为认真。称赞冀州“风气纯朴”,将查出的“匪人”“编于另一户册”,同时打算对“匪人”加强管理与改造，使其变为新人。从而看出历朝历代都将长治久安，社会稳定当成大事来办。秉文的最后段落是吴提到的儿女家事，请总督给亲家毅山去函时，顺便劝说暂推儿女婚期。这虽说是件家事，但可看出吴知州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融洽关系。

通览这篇禀文，可以看到清代封建社会，就有吴汝纶这样不唯书、不唯上、不瞒报、不推逶，千方百计为贫苦民众理事的廉政官吏。这种为官作风不仅难能可贵，而且使华夏儿女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可贵精神得以传承。还可以看出冀州“风气纯朴”，系成就勤政廉政官员的沃土。因而增强了在此为官者的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信念和力量。同时禀文无论在资料学术价值方面，还是在艺术文化价值方面，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。

作者：衡水市文化局干部，《冀州市志》主编